柳冠中:工业设计生命力的阐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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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设计领域,对设计这个核心概念的阐释却被称为“天问”。近年来,很多工业设计从业者,乃至专家学者和政府领导,认为设计是外观、造型,是一种美化工作。这在从教30多年,一手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工业设计系”,被誉为“中国工业设计之父”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责任教授柳冠中看来是亟待扭转的。不仅如此,他对如今工业设计领域过度“向钱看”的浮躁之风更是深恶痛绝,也十分担忧。

“‘工业设计’的本质是重组知识结构、产业链,以整合资源,创新产业机制,引导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可持续生存发展的需求。”在柳冠中心中,工业设计与人类社会进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声音洪亮、颇有磁性,喜欢戴一顶灰格色鸭舌帽,采访那天他身穿多口袋功能背心,一双休闲运动鞋暗示着他奔波的工作状态。当他一开口,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严密逻辑和理论功底,而背后则是浓浓的家国情怀。

 

一波三折入行工业设计

祖籍宁波的柳冠中出生在重庆,5岁随父母迁往上海。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他小学和中学教育都在上海市五四中学完成,这所由新中国成立前的圣约翰大学附中和大同大学附中合并而成的重点中学给他的影响很大。教文学的老师是辛弃疾的后代,教历史、地理的老师也是知识渊博,“所以我对人文科学比较感兴趣。”这也为他的家国情怀埋下了种子。

“考工艺美院是一个偶然。”柳冠中喜欢画画,曾经的志愿是报考清华大学或同济大学建筑系。1961年,当工艺美院张振仕老师带队到上海招生时,在班主任的建议下,柳冠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名了。“当时家里很反对,觉得搞艺术的人不正经。”因为工艺美院里有建筑装饰专业,在班主任的努力下,好不容易才做通了他父母的思想工作。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绘画培训,但中学各科成绩名列前茅的柳冠中很顺利地通过入学考试,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当时的建筑装饰就是现在的室内设计。”来到北京,柳冠中的老师奚小彭是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师之一,潘昌侯、顾恒、陈圣谋等老师也是经验丰富的老师。“我在里面如鱼得水。”当年的系主任胡文彦回忆:“那时候我们学习苏联的五分制,柳冠中最后成绩留下来都是五分,是标准的好学生啊。”

在5年制的学习中,老师融实践于教学,经常会带学生们参观人民大会堂等知名建筑,并在现场从色彩、造型、结构、功能等多角度进行点评。“奚小彭先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评价能力。”也正是在那个阶段柳冠中的思想体系开始萌芽。

由于“四清”运动,三年级时柳冠中被分配到邢台体验基层生活。“实际就是当了一年农民,白天当生产队长干活,晚上领着群众搞运动。”柳冠中感慨,“不过那个时候也锻炼了自己的吃苦和组织能力。”

1966年毕业那年正好遇上“文化大革命”,不仅毕业设计答辩取消,全部学生还要留校搞运动,直到1969年才进行工作分配。因为工艺美院刘春华那幅著名的《毛主席去安源》,柳冠中得以留在北京,但出身不好的他一开始被分到市政三公司修下水道,后来调到宣武区公园当绿化工人。“那会儿称绿化工人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看才知道是绿化队的。”柳冠中调侃,尽管条件恶劣,他仍利用为街道公园建宣传栏和大门的机会做建筑小品。

1974年底,得益于“专业归队”思想,柳冠中进入北京建筑设计院研究室工作,但专业荒废了这么多年,怎么办?答案是,到工地去接触实际。为了给西哈努克行宫设计灯具,柳冠中当时在北京主要灯具厂蹲点了一两年,他发现灯具设计存在很大问题,“很多灯具就是为了好看,而且都是照猫画虎。”即使如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如此金碧辉煌,但当木制的三米吊顶层上的白炽灯全部点燃时,温度非常高,因此每次开宴会都需要有一个消防班待命,甚至有因消防员好奇而出现过金属工具掉落,倒插到餐桌上的事故。

根据调研,柳冠中把自己设计的隐蔽式灯具图纸交给工厂总设计师,却得到了“你设计的叫灯吗”的诘问。原来在总设计师心中只有人民大会堂那样的大型吊灯才叫灯,然而西哈努克行宫的层高根本满足不了这个要求。“有亮无型竟然不叫‘灯’?”柳冠中苦笑,“后来实际施工中就是根据我的设计做的。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我要的不是灯,而是照明,这也是我延续至今的理念,设计要解决实际问题。”在这样的思考下,柳冠中慢慢走上了工业设计的道路。“设计一个东西要能被制造、流通、使用、回收。”

1978年恢复高考,工艺美院也恢复办学,但老师严重短缺,工艺美院就写了份报告,要求招收研究生,并上报相关主管部门。“那时候就是在原来毕业生里找到比较合适去搞研究的同学,劝他们离开岗位,回来读研究生。”潘昌侯教授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对“图纸工厂”没有留恋的柳冠中抓住了这个机会,重回工艺美院,攻读工业美术专业研究生(也就是后来的工业设计),仍在潘昌侯和奚小彭的指导下学习。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标准化组合化之美》就是基于他的灯具设计实践研究完成的。

“我觉得柳冠中他们学的还是不够,就鼓励他们到国外去学习,和国际接轨。”潘昌侯回忆道。1981年3月,柳冠中到西德斯图加特学院开始了为期3年的访学,师从雷曼教授,包豪斯的前身就是这个学院的一部分,“在那,我学到了完整的工业设计概念。”

1984年8月,留学归来的柳冠中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工业设计系,并担任系主任。

教育要扎扎实实把基础打好

德国将一个课题从学期第一天做到最后一天的教学方式给了柳冠中极大的震撼,更震撼的是第一个学期设计的竟是最普通的鸡蛋盅(类似白酒杯)。“学工业设计不光是外观,还有结构和连接方式、组合的可能性,要从中推敲出新的可能。”柳冠中知道国内陈旧的思想观念并不适合工业设计发展,工业设计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必须通过教育扎扎实实把基础打牢,“我要提升我国工业设计的整体水平”。

柳冠中领导的教学非常注重整体性,“国内讲功能形式是从包豪斯翻译过来的,功能决定形式也好,形式追随功能也好,实际上很容易误导。”柳冠中分析,“功能和形式是分不开的,学生一开始接触形态就是完整的概念。分析的‘分’不是为了分,是为了整合,讲整体的关系。”

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柳冠中要求每位同学要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做每个课题,而且必须做出成果,完成的作品必须进行答辩。“不仅是口头的,还要求书面的,我们让同学把设计的根据都讲出来,这大大锻炼了学生的口头以及综合表达能力。”柳冠中说道。

在学生们眼中这样的方式则能很好地发挥自身的特色,“柳老师的课给同学们更多时间去自由发挥想象。”曾为柳冠中学生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史习平回忆,“他从来都是教我们如何来把握评价设计,在教学上,他非常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

正是这样开明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能自发地喜欢工业设计,而这开明背后则有柳冠中一整套的理论体系。

在担任工业设计系主任初期,柳冠中便提出了“生活方式说”、“共生美学”、“综合造型设计基础”等理论,上世纪80年代末进一步提出了“系统设计”概念,到了21世纪,颇受学界瞩目的“事理学”与“设计方法论”诞生,近年来,柳冠中还提出了“设计战略与原型创新——‘种子’与‘土壤’论”。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他的“事理学”。

“事理学”与“生活方式说”、“共生美学”一脉相承,都是在研究和探索设计的本质问题。柳冠中认为工业设计是创造更合理、健康的生存方式,因此设计师要沉到生活中去,挖掘人的本质需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此基础上,还要发现美、创造美。关于艺术,柳冠中认为有再现美学观、分析美学观和共生美学观三个层次,而共生美学观则是现代发展的重要内容。“有意识地把异类组合在一起,使之产生多重性含义的所谓‘共生’,就是现在称之为的‘系统论’,也就是共生美学的‘源’。”柳冠中说,“‘反常而合道’,正是这种革命美学观的写照。”

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共生美学都离不开“事”和“物”。“设计的本质是在‘事’的关系脉络里去研究、发现、理解,才能创造出合情合理的物。”柳冠中表示,“事理学提倡的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是发现问题和定义问题,是‘望闻问切’,‘求是’是解决问题,是对症下药。”这就要求把大多数人的名词思考模式转变为动词思考,探寻整个过程的发展变化。也正因为如此,柳冠中认为,设计是人类除科学和艺术外永不磨灭的第三种智慧。

这一系列的理论在一个小小杯子的设计中都有体现。“设计杯子是为了好看吗?”柳冠中认为并非如此,在他看来,是为了解决喝水的问题。不仅是杯子,冰箱也是如此,目的是为了保鲜。在1999年日本召开的大阪亚太国际会议上,当日本松下设计部部长在大谈21世纪日本的洗衣机会怎么样的时候,柳冠中就直言:“我觉得21世纪是要‘淘汰’洗衣机,因为中国13亿人口要解决‘干净衣服’的问题。”

工业设计领域如此,在教学中更是如此,在柳冠中看来,发挥学生个性要“因材施教”。“我的归纳能力比较强。” 柳冠中自身的学习方法就很有特色,真正影响他的书有三本——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伟大的探索者——爱因斯坦》和西蒙的《关于人为事物的科学》。然而,从研究灯具问题开始,柳冠中便已开始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把观念理正,那脊梁骨就理正了,周围的信息都能架到上面去了。关键是能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有没有自己的体系,能不能总结出自己的一条思路。一滴水也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

正是有这样的体系,作为教书匠的柳冠中把学生成才作为他最高的成就,“教书育人离开了教,学习就有限。”如今,他的衣钵已经传到得意弟子唐林涛手中,他们共同开课,上工业设计系最重要的基础课之一——《设计方法论》。“柳老对我启发很大。”唐林涛说,“他那种讨论、启发式的思维训练方式让我认识了自己,我现在就在干自己能干、喜欢干的事,也是我适合干,愿意干的事,人比物更重要。”

2012年,由唐林涛牵头联系了柳冠中的众多师友、学生,为他70大寿写了近50篇感想祝福,这些文章均收录于当年出版的《象外集》中,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柳冠中人格魅力的青睐以及对他在人生道路上指引的感激。

反思当下工业设计歧路

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发挥巨大力量,然而这个过程往往艰辛异常。在4月18日举行的“展望十三五”系列报告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苗圩就曾指出:“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四基’薄弱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如何能让工业设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十分关键,近年来,工业设计领域出现的“向钱看”等奇怪现象让柳冠中非常焦急,也促使着他不断奔走疾呼。

“很多人都是商场观念。”如今大部分企业家都钟爱短期利益,而工业设计的工作更多是为了把产品卖出去而做的包装,给保温杯赋予新的含义便能让身价提升好几倍,给茶几嵌一个故事也能卖出天价。“这些东西对老百姓生活真正有用吗?”柳冠中很担心这种将设计留于表面求新、求炫、求时尚的行为,“时尚的近义词是短命,表面光鲜,但根本问题解决不好仍旧不行。”

追求短期利益的风潮不仅破坏了我国设计研发的土壤,让小作坊式的山寨品充斥着市场,也让一些制造企业为了引进而引进,总是得跟在发达国家的背后走。柳冠中就举了一个上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引进日本松下冰箱生产线的例子,当时全国有十个省市代表团到日本考察,松下有好几种生产线,但那十家出于性价比考虑都选择了同一条生产线。签完合同后,当时的松下老板就开始调侃,我从来没看到一个国家是这么搞引进的,如果是我,我会引进一条美国的,一条法国的,一条德国的,一条英国的,那三年后中国自己的也就出来了。“我们愿意在引进上花大价钱,为什么?今天装好了明天就能产生效益。”柳冠中说,“而研发就有风险,很多企业不愿冒。”

即便有的企业把生产线拆了拿到了一手数据,但对这个数据背后的来源却不甚明晰,这就容易导致原本应作为正向工程的设计反而最终变成了逆向工程。1957年,在前苏联援建下,我国建立了长春第一汽车厂生产解放牌汽车,在此后的30年间,从中又分出去了上汽、二汽,产量提高了,质量提升了,成本下降了,一切都看似很好。然而,最关键的参数——轴距依然不变,仍是四吨半,为什么?前苏联设计汽车是为了拉炮,所以要求牵引力大,车斗不必那么大。但是,到了中国无论是钢铁、机床、粮食、棉花,都用它,很多时候就没能真正发挥作用。“有些运输工人倒做了设计工作,加了一个挂斗,让吨公里效率增加了一倍。”柳冠中感慨,“所以那30年,我们会造了,但对‘设计’而言没有任何进步。”

在4月18日的报告会上,苗圩明确表态,要力促制造业由大变强。其实,现在公认的制造业强国德国在一百年前因抄袭英国产品而被要求全部打上“德国制造”标识,就是为了突出他们次品、模仿品、山寨品的地位。“知耻而后勇”,德国通过反思采取提高质量、制定标准、保护专利等手段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达到了今天的水平。“没有拳头产品、没有持续性的产品开发战略和整合产业链、服务链的思路,是不可能有品牌的。”在柳冠中看来,“我国的工业化之路还有很长一段要走。”

现在市场上各式各样的营销手段与各种符号、概念炒作让人眼花缭乱,四合院、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层出不穷,这也让柳冠中很担心:“企业的重点全放在销售上了,怎么能好好做研究?”也正是如此,华为的朴实和扎扎实实做研发让柳冠中非常欣赏:“美国人曾经要制约华为发展,结果到现在怎么样?他们自己都说离不开华为了。”

“中国人原本是一个很思辨的民族,现在特别现实。”柳冠中感慨。这样的浮躁之风在教育领域也很盛行,无论是追求红点奖的名利双收,还是中小学、幼儿的填鸭式教育都让他深深反思:“我们整个评价体系都出问题了,过去讲‘前人植树,后人乘凉’,但现在都是‘今天植树,明天乘凉’。”

“这些问题近二三十年来我们都在呼吁,大家也似乎都听进去了,但转身就忘了。”柳冠中仍在不停反思,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精神的传承,“过去共产党讲‘支部建在连上’,就是要让精神能够落实。”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柳冠中认为重点就在精神两个字:“精神是要传承的,关键是做人,要把一件事情做精、做透、做到底。”他认为现在宣传的非遗传统小手工艺人还不能完全代表“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不是工匠,是抽象看问题的能力。世界潮流是一个体系,在里面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打牢基础,不要求名求利,做表面文章。”柳冠中说。

 

来源:《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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